1940年在昆明，日寇空袭频繁。为躲避敌机轰炸，我全家疏散到了乡下。那时我要在城里念初中，便随在城里上班的父亲，住进府甬道清华单身宿舍。
府甬道离清华办事处西仓坡不远，是街不像街，说它是个小广场还差不多，每天清早变成农贸市场，卖菜的，卖小吃的，热闹非凡。早晨一过，卖主卷席收摊，街道又平静如昨。
府甬道宿舍大门朝西开。进得门来，迎面是一个向内伸展的院子。正对面是一排房子，中间有一客厅；左侧也就是北面是一长排房子，还带宽阔的前廊；右侧是水房、厨房，靠近大门处还有一个门房。大约有十几位清华工作人员住在这里，有一位工友帮助管理。
这么多人住在这里，晚上无事，便聚到客厅里下棋，后来打起麻将来，而且越玩兴致越高。每晚只要四人围桌而坐，马上有一圈人围上，几乎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来凑热闹，参战者有之，助威者有之，出谋划策者有之，评头品足者有之，喧哗嘈杂，灯火通明，常常玩到半夜。我晚上要做功课，不得不赶紧把门窗关紧。
由于是单身集体宿舍，大家比较随便，各房门基本洞开，连大门也敞开，久而久之就出了事。一天，大家玩兴正浓，机敏的毕先生突然放下手中的牌，站起身来，一声不响地走回房间。一进门，立即扑向床头，迅速从枕头下抽出一只手枪，转过身来，大喝一声：什么人？站出来！没有动静。他走到门口，猛地拉开门板，后面露出一个小偷。毕先生上去一把扭住他的胳膊，“抓贼呀！”一声吼，大家一起跑了出来，把这个小偷着实收拾了一顿。
府甬道打麻将闹了贼，很快传了出去。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来，去水房打水，经过客厅门口，发现里面门柱上贴了两张纸，原来是一封信。抬头称姚、李几位先生为“诸生”，大意是：听说你们近来晚上常常打麻将，一打打得很晚，这如何如何不好，希望你们刹住。接着话锋一转：其实打牌玩麻将没有什么不好，娱乐一下也不错。我也喜欢打麻将，平时偶尔也玩一玩，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玩。接着话锋又一转：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不妨找个礼拜天，到舍下一起打几盘，如何？下面署名潘光旦，他是清华的教务长。
这封信写得很别致，是一封批评信，但又像一封邀请信，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，全文依然能记得大致不差。说它是批评信，却全无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之慨，却有平易近人、退避三舍之风。哪“三舍”呢？第一，由学校当局领导退为师长，对姚、李等几位清华毕业的学生进行规劝，谆谆善诱。第二，由师长退为同事，你们喜欢打麻将，我也喜欢，全无责备之意。第三，由同事退为“始作俑者”，请大家到家中打麻将，无异具体区分何时宜打，何时不宜打，并替被批评的人卸下“打麻将”的包袱，显示对同事的充分尊重。全信充满宽容的气度，读之如沐春风，正应了时下所倡“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”的要旨，堪称思想工作一范例。
此信一贴出，府甬道宿舍从此不闻麻将声，小小庭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、祥和。
……
我出于对潘光旦先生的学识和为人的景仰，进大学后，一直想当一回他的学生。到大三时，终于获准跨系选修他开的《西洋社会思想史》课。这本是社会系的一门必修课，非常“热门”，但此时已是“门庭冷落”，选者寥寥。先生先是在课堂里讲，后见人少，先生又不便行走，便把学生接到家中上课，我也由此有幸当了一回“入室弟子”。他择要介绍了西方社会思想中的文化学派、历史学派、地理学派、生物学派、心理学派等流派，体现了科学的客观和宽容。当时正值思想改造，大家都听了艾思奇同志的社会发展史，后又听王亚南先生的政治经济学。有人认为听西方社会思潮有碍于思想改造。然而，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，并非如此。求知贵乎全面，鉴别依靠比较。通过全面的、对比的学习，益发增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。潘先生解放前即已主持清华图书馆工作多年，主张像国外那样设置BrowsingRoom，即浏览室，直译为“咀嚼室”，意为摆出各种图书报刊，任学生无一定计划地自由浏览，如牛羊吃草，恣意咀嚼，吸取养份，和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的比喻如出一辙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生追求民主，崇尚自由，勤奋治学，宽厚待人的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、教育家，至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尽折磨而不假天年，悲夫！先生辞世距今已三十多年矣，文天祥《正气歌》有句：“哲人日已远，典型在夙昔”，诚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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